"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温润清雅如清风松林,高洁傲骨如寒冬腊梅,民国书生气质大抵如此,在那样不平凡的年代中,知识分子脱去了白面书生的传统印象,而是一副铮铮傲骨的男子汉模样。"民国第一才子"的钱钟书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为人狷狂,总是毫无遮拦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在同杨绛女士结婚后,他的性子收敛了许多,锋芒锐减,多了几分和气与温柔,也同身边许多人成为好友。 但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待人亲和的钱钟书先生竟然在花甲之年和年轻小伙子打了一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生活的变故
钱钟书和杨绛于1933年订婚,1935年,他成功考取英国留学生,同夫人一起前往英国开始了留学生活,之后又辗转到法国从事研究,并于法国生下女儿钱瑗。随后在1938年秋乘坐邮船回到中国,由于战乱,他们一家在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直到整体局面基本稳定的六十年代,他们才安稳地住到北京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
展开剩余79%房子不是很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共四个房间,当时,钱钟书和杨绛为了能有独立的学习研究空间各占一间,女儿钱瑗和女婿王德一共住一间,剩下的空间便用作厨房和客厅,加上一个养了些花花草草的小阳台,他们一家的日子住的也算舒适称心,但好景不长,这间房很快就迎来了其他的住户。
住进钱钟书家中的就是濮良沛夫妇,他们的到来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在那十年里,许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艰难的处境,钱钟书一家也不例外,一夜之间,曾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连工资也发不上的无业游民,为了响应上级领导的政策,有关部门派群众住到他的家中,监督他们的生活,改正他们的作风。
"不速之客"
濮良沛夫妇的入住让这个本就不宽敞的家变得更加拥挤,放在今天看,这样随意入住他人房间的行为肯定是不合理的,但在当时的年代,钱钟书一家对此并不能做出任何反抗。濮良沛家三代同堂,他们需要有两间房来作为卧室,而厨房和卫生间则是两个家庭共用。一间房子,现在搬进来至少7口人,可想而知生活的艰难。
濮良沛是一个比钱钟书小了20岁的年轻人,他的妻子赵翔凤则是钱瑗曾经的同学。濮良沛毕业于复旦大学,之后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并且发表过个人的文艺作品,他在一开始也受到过钱钟书的赏识,妻子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
濮良沛的妻子赵翔凤和钱钟书女儿钱瑗同年,都出生于1937年,两人同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学外语的钱瑗留校任教,学中文的赵翔凤则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
一开始,钱钟书一家秉持着"来者是客"的待人态度,不仅没有因为他们突然闯入自己的生活而气恼,反倒是对濮良沛一家人以礼相待,在工作和生活上帮了他们很多忙,帮他们生炉子,看小孩等等,两家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不错。但因为时代背景原因,在两个家庭的相处过程中,濮良沛一家始终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一些小事上刁难这对老夫妇,真正的矛盾发生在半年后。
邻居的战争
1966年到1970年间,钱钟书和濮良沛夫妇先后下放干校进行改造劳动。1970年6月,钱钟书的女婿王德一在这场斗争中含冤自杀。直到两年后,钱钟书夫妇才从河南返回北京,不久之后,濮良沛也返回北京。
1973年12月2日,两家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起因不过是一件小事,钱钟书的女儿钱瑗雇了洗衣工到家中帮忙洗衣服,但谁想到濮良沛的妻子赵翔凤竟然要求洗衣工连她的那份也一起洗了,可报酬却是由钱瑗支付,这样的无理要求,换到谁身上都不可能答应她,钱瑗也不例外,"啪"的一声,钱瑗的脸上出现一个大红巴掌印,赵翔凤居然打了她耳光!
钱瑗本就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一时间成为寡妇让她饱受辛酸和白眼,心中自然是憋着一股子火无处发泄,这一巴掌上来打中的不仅是她的脸,更是狠狠地击中她的心;杨绛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打,她全然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冲上去就打了赵翔凤,两人撕扯在一起,可当时年迈的杨绛哪里是她的对手,眼瞅着母亲占了下风,钱瑗赶紧上去拉架,双方都不肯放手,钱瑗只好去找居委会主任。
她这一走不要紧,濮良沛看见杨绛独自一人和杨翔凤撕扭,便冲上去帮自己老婆打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这让杨绛陷入孤立无援中,慌乱见,她狠狠地咬了一口杨翔凤的手指,引得杨翔凤一声惨叫,惊出了在屋里写作的钱钟书。他听到响动立马冲出屋门,看见自己捧在心尖上的人此刻竟然被一个泼妇揪住头发,无力反抗,他立刻操起一块厚木板就冲上去,狠狠地敲在濮良沛的头上。
这一下把濮良沛敲得有些发懵,趁这个时候,杨绛赶紧拉回已经红了眼的丈夫,夫妇两人跑进自己的房间里,扣上了门,濮良沛夫妇在门外不停地叫骂,直到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回来,在主任的劝说下,两家之间的战争才算暂时平息下来。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濮良沛夫妇仗着年轻力壮,小人得志,竟然放言要也要找人收拾他们一家。这让钱钟书一家很恐慌,夫妇二人都已年过花甲,唯一的女儿又是个刚刚没了丈夫的可怜姑娘;这件事情若是真的闹到台面上,必定少不了一番黑白颠倒。所以,他们决定连夜搬到钱瑗在北师大的宿舍去,避一避风头。
钱钟书在之后回忆起自己动手打人这件事时,一直难以启齿,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愧,而是他认为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和濮良沛夫妇这样的人住在一起,竟然也做出了动手打人这等的不雅的事情。
对他而言,这是人格上的堕落;但若是问他是否后悔当年为妻子敲出去的那一板,他则表示自己不后悔,看到心爱之人受欺负,他怎么能不为她出头呢? 在钱钟书的眼里,杨绛就是他"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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